凌晨三点吴倩打我拷机,听着蜂鸣声我特别的兴奋。
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外面黑蒙蒙的一片。就像漫天泼了一桶墨,又好像遮天避地盖了一张黑布。天上半个星星也没有,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正处在混沌初开的时代。
我房间里没电话。要回拷机,就只能去楼下巷子口的小卖部去。
我床头有一根拉线,连着头顶电灯的开关。摸黑找着拉线,啪嗒一声,灯随声亮。
我住在单位的一个小房子里,据说以前住着个老右派。老右派是个资深的技术人才,子女都去了国外。他坚持技术报国,一个留在国内,无亲无故。
老右派年轻时也留过洋,说得一口好鸟语。回国时过了几年好时光,正在努力研究当中,遇到了一场人生风暴,头上戴了一顶帽子,发配到偏远地方务农。
后来云过风清,老右派落实政策回城,带回来一双儿女。儿女都是天资过人的人,遇得一阵好风,先后出了国。出去后就再也不肯回来。
老右派曾经写信叫子女归国,写了几年,只言片语也未收到过。于是在某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一条裤带把自己栓在了窗台上。
到现在我半夜醒来,总是仿佛看到他坐在窗前读着古书。
我并不怕他,甚至想与他探讨一下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可惜每次我起身过去,窗台前除了我养的一盆半死不活的水仙花,连他半根毛的影子都见不着。
我下了楼在巷子口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我很专业地把拷机放在晕黄的灯泡下看着,一个一个键地按着吴倩的手机号码。
电话响了一下,通了。
“起来了吗?”吴倩在电话那头轻声问我。
我想笑,我不起来能给她复机?难道老子家里还有电话?要知道装一个电话,最少也得三千多的开户费。这对于身上长期没几两散碎银子的我,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说:“我一直在等你拷我。”
“是吗?你不是一夜没睡吧?”
我把微笑通过听筒传了过去,我说:“没什么的,年轻!”
吴倩就一声轻笑:“你来我这里吧,我们该出发了。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
我问了她的地址,不是很远,走路过去也就十来分钟。吴倩说:“陈风,你打个出租到我楼下来。”
打出租对我来说是很件奢侈的事。我的坐出租车最后的印象还停留在毕业那年,从此以后我的出行就是一辆破单车或者挤公交车。
我站在街头等了半天没看到一辆出租车经过?这个城市正在深度睡眠,缺少夜生活的城市因此变得无比的萧条。正急着,拷机又响了,一看,还是吴倩的,只好回到电话摊边,继续拨过去,吴倩问我:“还没走?”
我说:“没车啊。”
“你跑过来吧。快点!”
放下电话,我就撒开腿跑了起来。吴倩一身黑裙站在街边等我。
“得赶紧,还有二十多分钟了。”吴倩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
天缘凑巧,刚好有一辆出租车过来,我们伸手拦住,直奔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等车的人,这些都是民工,这个时代的乘车大军就是民工,南来北往,星夜兼程。
我们无暇去关注他们,紧赶慢紧进了站,直接上了卧铺。
这是一趟始发车,目的地是京城。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趟始发车安排在这个时候?也许是怕这个城市太孤寂,让半夜出门的人来活跃这个没有夜生活的城市!
上了车我们径直去了软卧。列车员对我们坐软卧的人都是彬彬有礼,能坐软卧的不是官就是有钱,而且有钱还不一定可以坐。有一段时期,坐软卧还需要单位的证明。毕竟,是通往京城的车,能简单吗?
坐下没多久,列车就开动了。列车员过来给我们换了牌,等她一走,吴倩就把门拉上并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