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年,我们不要斗气,好好过吧。”这是醒来时,他对我说的话。
阳光已经瀑布一样泻进屋子,蓬壁生辉。天空经过一夜的濯洗,清明干净。觉明的脸贴在我面前,亲切如大男孩。
“我今天不上班,陪你。”他说。
我以手探自己额,真扫兴,居然没有发烧,不由低低道:“我怎么连病也不会生呢?我但愿死了,让你后悔莫急。”
觉明说:“就你这种糙皮厚肉,还可以再淋半个小时。”
我伸腿过去,狠狠一下。他惨叫一声,然后八爪鱼一样缠住我,“夫人,给我一点安全感。就一点点。”
“我想想——给不给呢?”
我们吻了。
把垃圾咽下去吐出糖
沈家希望我留在南京做全职太太,相父育子。觉明也说要维持一份两地的姻缘很难,希望我能作出牺牲。可我有事业,并且这个事业还在蒸蒸日上——我跟我们老板合打的几个官司均告胜诉。老板觉得我很有栽培前途,非常器重我——所以,我和觉明还是只能做候鸟。
做候鸟固然有不利的方面,比如说,因为没有束缚,双方受诱惑及至出轨的几率会加大,但反过来,好处也很多。因为相处时间短暂,双方缺点来不及充分暴露,现实的琐碎也还没有机会磨损。那些陈年的破碎光影,更是带着水纹底下的微微错位,隐身于缱绻的情感之后。托尔斯泰说,人都是河流,有湍急和凶险处,也有静美处。我想我大约进入了人生中比较平缓的地段。
我们事务所有了钱,决定做些公益事业,专门设立了“法律援助部”,老板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我,由我主管。
在国内来说,法律援助,为那些打不起官司的人免费打官司,善莫大焉;但是,对事务所来说,是很有风险的。免费、吃力不讨好是其次,主要容易得罪人,有时候,因为捅了天,当事律师很可能遭到报复,事务所吊销执照的情况也未尝不会发生。老板虽然大发爱心,还是一再叮嘱我小心行事。
我就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一个偏僻乡村的女孩出头。她13岁就被学校的几个男生强奸了,其中一个是校长的儿子,那家伙警告她,如果她敢告诉家长,就会使他们家人死光光。女孩出于胆怯和愚昧,一次次忍了。因为没有接受过性教育,自己怀孕多月,也不知晓,父母也未在意。及至有一天,孩子的姑说,这娃是不是得啥病了,怎么这么浮肿。母亲领女儿去医院一查,五雷轰顶,居然怀孕6月,因为身体构造的原因,不能流产,生产还不能打麻药。女孩吃尽非人的苦头生下孩子,一生就此毁掉。校长却不仅拒不认帐,还反咬一口。女孩成天生活在窃窃流言中。她父母想搬走,换个环境,可又能搬哪里去。而且,凭什么,有些人造孽却得不到惩罚?(事情属实,来自《道德观察》)
我去见他们的时候,场面极为心酸,15岁的女孩子已经完全是妇人的模样,身材走样,臃肿,笨重。她在逗孩子玩,孩子扬着手叫她“姐”。
女孩的妈妈抹着泪说,“就当是我生的吧。否则,孩子长大后怎么做人?我的娃已经毁了。”
经过调查取证,我们事务所帮女孩提出诉讼。因为证据确凿,案子很快结掉,犯罪人就法。
两个月后,我去那边回访,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意外袭击,腿骨被打脱臼,在医院足足养了一个月,才算恢复。
因着此,觉明坚决不让我吃律师这碗饭,亲自去事务所帮我办了辞职手续。老板惋惜地说我天生是做律师的料,有正义感,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而且属于越挫越勇型。觉明说,不好意思啊,我宁愿这社会少一个称职的律师,也不愿自己丢一个哪怕不太称职的老婆。老板握住觉明的手,“明白明白!小裴以后多回娘家啊。”我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卡嚓结束了。
其间自然也并非顺利,我跟觉明口角不断。我说要都跟我似的,吃点小苦头就退缩,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他说,这是社会问题,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死你一个人,社会健全不到哪里去。我说,就你这样的人存在,这社会才恶行猖獗。他说,你别跟我犟,别人我管不着,我不希望我老婆送命。
病愈后,我便回到南京,尽职做主妇。每天清晨一拉帘子,迎接阳光到来,晚上,一闭帘子,送走一天的光明。日子固然无趣,却也十分平整。觉明还算模范,但是作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应酬毕竟多,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人守空荡的家,与书本、花木相伴。偶尔他打电话来说晚上回家吃饭,我便雀跃地像上了战场,用铲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是他连着十来日出差不归,我会渐生幽怨。我终于明白怨妇是怎么炼成的了。
我辞职后这个无所事事的夏季,沈觉明用这种“可鄙”的方式让我依恋上他。
我迷恋他身上的味道,试着调配香水,给他的衣柜里喷。前味是清凉薄荷,中味是冷香,后味近于雪茄的烟草味道。他走来走去,嗅着:“怎么这么怪?”
我们用过晚餐,我把围裙系到他腰间,“为表示你的诚意,你好歹洗一次碗。”
他“啊”一声,作个痛苦不堪的表情。我道:“又不要你死。至于这么崩溃吗?”
“我很累。累死了。”他大声宣称。
“你是懒。”我自己去洗。
洗的时候,他悄悄过来,抱住我,说:“我给你讲个笑话。”
“你有这精力,未如帮我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