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惜的是,她二哥在1o多岁时,在老观塘里洗澡时被淹死了。
邱荣珍的爷爷在民国前后是赶驴帮的,就是跟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用驴当做运输工具的民间运输队。把农村的粮食和油料布匹等农副产品运到城市,然后,再把城市的洋油、洋火、洋肥皂和食盐等物质运回农村,从中间赚取运输费。
他们有时也贩卖物资连同差价和运费一起赚点利润,但他主要还是以赚取运费为主,不用承担行情不稳带来的赔赚的风险。因此,他们这个行当在民间也称为“脚夫”。
他们不光只运输民间的物资,就连当地官方的皇粮也运送。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颠沛,靠着双腿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方式,邱荣珍的爷爷也赚取了一些银两,为了使这样银两升值、实用、变成不动产业。在民国34年前后,邱荣珍的爷爷就在大闫湾的一些农户手里买了5、6o亩田地自己耕种。
邱荣珍的爷爷和奶奶一共生养了2个儿子和4个姑娘。大儿子就是邱荣珍的父亲邱少康,大儿子继承了他父亲吃苦耐劳的精神,跟着父亲当脚夫。
小儿子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与一些土匪勾搭在一起,18岁的时候在两伙土匪的火拼中被乱抢给打死了。
邱荣珍的爷爷看到在那兵慌马乱的年月,当脚夫也跟九死一生差不多,于是,他就不让他大儿子跟他一起再外面跑驴帮当脚夫了。就给他娶了一个老婆,让大儿子在家里带着家人种那些买回来的田地。
农活忙不过来的时候,邱少康就请村子内外的邻居帮他耕种收割,不是管饭就是付点报酬。
邱荣珍的爷爷在外面当跑驴帮可以挣点活钱,她父亲和母亲在家里领着几个妹妹收拾那几十亩田地,日子过得也是蒸蒸日上的。
后来她们家里还养了几十只羊,专门请了一个半傻不刁的老汉给他家常年放羊。
然而世事难料,在邱荣珍几岁的时候就遇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她家就被划成了地主成份。
她和她的两个哥哥就成了地主羔子,后来她妈妈又给她生了两个妹妹也是地主羔子。她们一家就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谨小慎微的生产生活着,她爷爷和父亲还时不时的要拉出来批斗一下。
在她1o多岁的时候,她的爷爷奶奶就先后去世了,家里就剩下她父亲母亲和她们姊妹五个了。
邱荣珍的小哥在1o多岁的时候和生产队的小伙伴,在老观塘里洗澡也被淹死了。
在很讲究成份的六七十年代,邱荣珍的大哥眼看2、3o岁了一直没人给他说媒,后来有一个亲戚给她大哥说了一个招夫养子的家庭。女方丧夫撇下一儿一女。为了延续邱家的烟火,邱荣珍的父母就同意她大哥给人家当招夫养子去了。
邱荣珍眼看也到了婚嫁年龄,她父母也在愁她的亲事,像她这种戴着帽子的姑娘要想嫁个好人家,那是难上加难,好的人家看不上她,差的她也看不上人家。
邱荣珍的父母因为年轻的时候劳累过度,他们两个人都是体弱多病的身体,于是,他们就想招一个上门女婿来支撑起这个家。
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给人家当招夫养子,他们又想招一个上门女婿来给他们养老送终,这也是她们的无奈之举。
后来,就有人给邱荣珍物色了一个腿有残疾的黄国章,给她当上门女婿。
黄国章当时是余寨砖厂的炊事员,那个砖厂属于社办企业,他属于是吃社办粮的工人。他的年龄跟邱荣珍的差不多,长相也般配,正是因为腿有点瘸的缺陷,才愿意入赘到出身不好的邱家当上门女婿的。
对于邱荣珍来说她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眼看两个妹妹都出嫁了,自己快变成老姑娘了,再看看两个体弱多病的父母,她一个人上工挣工分实在是扛不起这个家。再说黄国章也属于社办企业的工人,每月还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待遇也不算差,如果他的腿不是有点残疾的话,黄国章是不可能给她上门女婿的。
所以,邱荣珍就同意让黄国章来给她当上门丈夫了。
黄国章入赘到邱荣珍家里后,他依然在余寨砖厂里当炊事员。
余寨砖厂在余寨水库南头,离大闫塆只有2、3里地,黄国章每天晚上把厨房的事情收拾停当后,就回去跟妻子邱荣珍同床共枕,第二天起五更再到砖厂去给工人做饭吃。
她们结婚第二年,邱荣珍的父亲就病逝了,邱荣珍的母亲也因为老伴的去世急的是耳聋眼花的了,牙齿也都脱落了一大半,吃稍微硬一点的食物都很困难。
邱荣珍是个孝女,经常到生产队的豆腐店里,给她母亲舀碗豆腐脑回来喝。
当时陈天达刚接他父亲的班,在给生产队里磨豆腐。
大集体的时候生产队的豆腐店属于集体副业,他也有一套规章制度管理的比较严格的,是不允许生产队的社员多吃多占的。
当然,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说这些制度约束的都是一些胆小,不会变通的普通老百姓的。
对于豆腐店的豆腐匠他是约束不住的,因此,别的社员家庭里如果有病号了想喝点豆腐脑,陈天达管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他就会把这碗豆腐脑折算成黄豆,记在你的豆腐账上,到秋里分黄豆时生产队再扣掉你的豆腐账。
而邱荣珍去给她妈妈舀豆腐脑时,他不仅不给她记账,还会偷偷的给她塞几张千豆腐回去。
不仅是她妈妈喝的豆腐脑,就是她家吃的千豆腐和水豆腐,几乎都是免费吃的。
为了避人耳目,陈天达每次都象征性的给她记点豆腐账。
陈天达为了笼络邱荣珍他还瞒着他老婆,偷偷的给邱荣珍买点衣服和雪花膏之类的小礼物,连同花言巧语一起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