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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第1页）

第七节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

庆历三年（1043）三月，通过宰相晏殊的举荐，欧阳修回到东京，开始了谏官生涯。这也是很适合欧阳修性格的职位。一、宋代台谏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谏院和御史台均为赵宋最高监察机构，宋朝初期，对谏院的作用还不是很重视，谏院也不是独立的机构，用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员两名判谏院事，下边设有谏议大夫、补缺、拾遗等官职，其中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属门下省，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属中书省。

到了真宗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官员中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安享太平的思想也日益滋长。有鉴于此，必须加强监察机构的作用。天禧二年（1018）二月，谏院成为正式的机构，办公地点在门下省附近，且铸了谏院的官印，但是，谏院仍然是其他官署的附属机构。仁宗明道元年（1032）七月，由于谏官陈执中的屡次建议，门下省恰好搬迁新址，于是将其原先的办公地址改为谏院，谏院才成为独立的机构，北宋谏官的作用也随之进入高潮期。

谏官可以对皇帝和皇室人员监督谏诤，对各级官署的官员（包括宰相）进行弹劾，奉行风闻言事、独立言事的原则凭道听途说的消息即可以弹劾，不需要确切证据。即使搞错了，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谏官上奏的章疏一般由皇帝亲自审阅、处理。二、心忧天下的谏官（一）欧阳修剑指贪官和冗官

知谏院期间，欧阳修可谓非常称职的谏官。韩琦用“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然”（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十二个字，评价欧阳修为谏官时的表现。

欧阳修上任时期，“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已经使仁宗和朝臣们寝食难安，但谁也拿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已经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四年的欧阳修，对社会积弊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他提出的第一个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八《论按察官吏札子》。就是如何整顿不称职官员。

欧阳修在札子中指出：天下官员人数极多，鱼龙混杂，朝廷无法都了解他们的为政能力和品行如何，管理官员的吏部等机构只知道官员们何时被任命、何时到期、何时转官、何时致仕（退休），至于能力如何，没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各路转运使，虽然负有监察官吏的职责，除有些官员的腐败案自行败露外，也没有能够辨别官员能力的良术，致使老弱病残者、懦弱不才者、贪污受贿者，照样尸位素餐。关键是这些官员大多是州县官，直接面对民众，给民众带来的危害不小，而且直接影响官家和朝廷的声誉。现在又是战争时期，赋役繁多，民众怨声载道。所以，解决“三冗”问题，应该首先从整顿官员入手。

欧阳修建议先制订考察官员的法令及具体的标准，于朝官中选择二十多名四品以上为官清廉且辨别能力强的官员，派往各路担任按察使，外出考察之前，先将该路官员的所有名单给他，然后给他一套空白的按察官员记录簿。到了该地之后，采用明察暗访的手段，考察官吏，老弱不堪和有明显为政缺陷的官员，在他们的名字下以朱笔标明。无突出政绩也没有明显为政缺陷的官员，以黑笔标明。长于治理且政绩不错的官员，也用朱笔标明。朝廷根据按察使带回的考察结果，对这些官员做出相应处理，不用半年，此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欧阳修的这个方案，虽然出于一片忠心，但明显可以看出其书生本色，理想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点。积重难返的体制问题，不是短期能够彻底解决的，更何况在官员任命制的背景下，在裙带关系盛行的官场，谁能确保按察使能够一碗水端平，谁能确保按察使能够顶住来自上层和其他各方面的压力？朝廷当时也不赞成这样大动干戈，容易导致人心浮动，政事更乱，这个方案只能放弃。

欧阳修却认为此事非常重要，又一次上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六《论按察官吏第二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欧阳修在札子中指出：朝廷将按察官吏的职能主要放在各路转运使肩上，并不合适，因为有些转运使自己即是老弱病残者、懦弱不才者、贪污受贿者，这些人自己都应该被谏官弹劾，岂能去考察他人。有些转运使倒是称职，聪明能干，但是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路的财政事宜，工作繁重，战争时期，更要为急如星火的转运军需事宜昼夜奔波，哪里有时间去走遍所属的州县，专心考察这些官员？因此，还应该如臣前议，派遣专职的按察官吏的官员。如果朝廷认为从四品以上官员中难以找出合适的担当此任的官员，那么就从皇帝的近侍中或台谏部门、馆阁部门选择合适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以自己选择随行的幕僚，十几个人就够了，地小人少的地方，一个人可以按察两个路，具体的做法仍然采用上次札子中的办法。

欧阳修的这个札子，本质上和上次一样，只不过换了一批人，也仍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估计原因和上个札子一样。当然，谏官所上的札子，不被皇帝和朝廷接受，也很正常。（二）身在东京心在西北

宋夏战争爆发后，尽管欧阳修没有答应范仲淹到战场上给他做掌书记的提议，但是他还是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的演变，不时向朝廷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

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应召赶赴东京。但是，二人到东京后，只是像两府大臣指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一样按照规定时间上殿面见皇帝，呈奏的也是寻常之事，并没有呈奏宋夏战场上的大事。作为谏官的欧阳修见此情景，感到很不正常。他风闻辽国皇帝和大臣在辽、宋交界地区召开会议，商议军国大事，于是赶忙上了《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事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七。，建议仁宗于便殿召见二人。因为二人拘于常例，不便主动请求召见，而利用单独召见的机会，仁宗可以向他们详细询问战场情况及对策，并让他们放胆说话。这种做法是宋以前帝王经常采用的，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也经常这样做。

仁宗见欧阳修言之有理，于四月七日召见了范仲淹、韩琦二人，向二人详细询问了战场的情况，并征询了二人的建议。

就宋夏双方的综合实力而言，西夏肯定不是北宋的对手，长期的战争对国小民贫、资源又比较少的西夏而言，肯定经不起折腾。元昊一开始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吃准了“仰文抑武”的大宋怯懦的心理，妄图通过短期的突然袭击，利用西夏骑兵的优势，取得战场的主动权，然后向富裕的大宋勒索一大笔财物，以此来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早在康定元年（1040）初的三川口战役结束后，元昊就通过释放被俘的北宋将领高延德，向知延州的范仲淹提出求和的愿望。范仲淹提出和好的前提是元昊必须取消皇帝称号并向北宋称臣。双方还未能展开和谈，西夏军队又在好水川大败北宋军队，元昊转而又对北宋持强硬态度，和谈中断。后由于西夏国内灾荒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西夏西部的少数民族也不断与西夏展开战争，西夏又萌发了和谈的愿望，大宋内部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也感到压力很大，也有和谈的愿望。尤其是庆历二年（1042）九月的定川砦战役又一次惨败后，北宋统治集团希望和平解决战争的愿望非常强烈，于是互派使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断断续续的谈判。

欧阳修于庆历三年（1043）七月，提交了四个关于如何对待和议的札子。

第一个札子是《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欧阳修指出：和谈是大宋当今最大的事情，必须让百官各抒己见，陈述自己的意见。目前有三种看法：其一，战争加剧了大宋财政困难的局面，不和的话恐怕会越来越困难，稍微做点让步，达成和议，可以缓解困难的局面。其二，西夏人非常狡诈，倘若和议达成之后，西夏不退兵，则和与不和没有本质区别，只会让大宋的让步行为蒙羞。其三，和议达成之后，西夏只是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一旦兵强马壮，再次发动战争。而大宋内部，和议达成之后，苟且偷安的思想又会蔓延，危害反而更大。其四，因为辽国在宋夏和议的过程中，也不断给西夏施加压力，促其与宋和谈，即使与西夏达成和议，辽国必定以和谈功臣自居，向大宋勒索大笔财物，若不答应它的要求，必定以战争相威胁，如此则西边无小患、北边添大忧。

有鉴于此，欧阳修建议借鉴汉、唐两朝的经验，也是太祖到真宗三朝的经验，此等大事，在西夏使节到来之前，必须经过大臣充分讨论，然后做出决策。如果朝臣们实在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了，再由官家做出最后裁决。

大宋号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欧阳修的建议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种说法。

第二个札子是《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欧阳修指出：听说朝廷准备以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招待西夏使臣，甚至准备用御宴招待，此举非常不妥当。这等于显示大宋怯弱、急于求和，所以，各个环节都要显示出大宋不怕战争的态度。和议确定之后，再给予西夏来使较高的礼节，亦为不迟。外交礼仪，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大事，战争期间的外交使节往来，西夏使节可以看出大宋将相的能力高低，及其言行显示出来的是强硬还是怯弱。如果看到大宋皇帝和朝臣怒意未消，和谈的条件和结果深不可测，那么首先担心的是会不会将使节杀掉，或者将使节扣留，这样他们回去之后，有一种侥幸脱逃的感觉。因此，西夏使节到来后，应该先把他们安置在驿馆住下，不急着和他们谈判，晾一晾。

欧阳修的这些分析，有的妥当，有的则有些小家子气，对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大宋而言，如果杀掉或扣留对方使节，只能给周边国家留下笑谈，也会给人以野蛮之邦的形象，所以朝廷没有接受欧阳修的这些建议。

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继位以后，马上废去此前宋的赐姓赵，改姓嵬名氏，自称“嵬名兀卒”嵬名是姓，亲族皆以此为姓。兀卒，又作吾祖，党项语为皇帝，也作青天子。因为吾祖二字，北宋一些大臣一度认为是元昊蓄意挑衅，侮辱北宋。其实，由于文化差异导致误解的可能性最大。，西夏文的意思是“青天子”，称宋朝的皇帝为“黄天子”，意为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由此，双方谈和期间关于元昊的称呼问题，成为争议最激烈的问题。

元昊最初力争西夏与赵宋是对等的独立国家，于是称宋为“东朝”而自居“西朝”，犹如宋、辽二国有时互称“北朝”与“南朝”。称呼大宋皇帝为父，自称男而不愿称臣，国号大夏，自用年号。大宋君臣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一番争议之后，元昊做出了一些让步，在对宋文书上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元昊在西夏自称“兀卒”已经多年，大宋君臣对这个古怪的称呼本来就极为反感，后来又在对大宋文书上改写成“吾祖”，大宋君臣当然认为是莫大的侮辱且有损于大国的尊严。欧阳修等臣僚也围绕这两个字上札子给仁宗，表示强烈反对。

欧阳修在《论元昊不可称吾祖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该月第三个札子）中指出：西贼欲称“吾祖”，大宋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最近风闻，围绕这两个字的争议，大宋君臣又有所松动，臣听说之后，非常震惊。“吾祖”两字，什么意思，自不待言。坚决拒绝，没有任何争议，应该是大宋在此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方针。匹夫匹妇，尚不肯对他人如此称呼，更何况国与国之间，而且是我大宋对小小的西夏。一旦同意此称呼，以后与西夏的文书上包括皇帝的诏书上都要用“吾祖”二字，这是要大宋朝廷称元昊为父，不知道何人敢开这个口子。

为何西夏致大宋的文书中，其他称号都用番语（指西夏语），唯独此二字用华语，这不是明摆着处心积虑地侮辱大宋吗？况且西夏既然同意称臣，反过来大宋又称呼元昊为“吾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笔者认为，欧阳修的此番分析有一定道理。西夏崛起之后，西北地区一些科举考试落第的举人，看到在大宋没有发展的机会，转而投奔西夏，成为元昊的助手，其中以张元最为典型，他后来成为元昊军中的重要智囊。好水川战役宋军大败后，张元奉元昊之命，在宋夏交界一所寺院的墙壁上题诗一首：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该诗充满了对夏竦和韩琦的戏谑及对大宋朝廷的嘲笑和蔑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得胜后的自豪和喜悦。“兀卒”改为“吾祖”，出自张元等对汉文化非常了解的儒生之手，未尝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研究西夏史的历史学家吴天墀先生的分析最为到位：“宋朝君臣正处在封建主义伦理名分思想盛行的时期，抱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一统独尊的理念，认为西夏政权既已处于割据独立状态，如再让元昊拥有冠冕堂皇的尊号，则招纳汉人的号召力量更大，必然要引起破坏、颠覆或削弱中原政权的严重后患。”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欧阳修该月上的第四个札子是《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主要批评的是朝臣中急欲与西夏议和的观点。欧阳修指出主张与西夏达成和议是如下五种人：第一，不忠于陛下的人，他们轻率对待议和一事，将来一旦因为议和给国家带来大祸患，将让陛下一人承担责任。第二，无远虑的人。和议可以带来短暂的安宁，而和议之后埋藏的大患，他们则预见不到。第三，奸邪之臣。战争爆发以来，陛下殚精竭虑，奸邪之臣借达成议和的时机，引导陛下产生太平盛世的虚幻梦想，他们也可以趁机捞取好处，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奸邪之臣惯用的手段。第四，懦弱的将领和疲于打仗的士卒，他们早就被一些败仗吓昏了头脑，也吓破了胆子。第五，陕西民众，身处战区的民众，他们既要承受西夏军队的烧杀掠夺，又要承受运送粮草的繁重差役，渴望早日结束战争，过上安定的生活。

欧阳修指出，对于持前四种观点的人，陛下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陕西的民众，必须让官员给他们讲清楚急欲议和的坏处，同时大力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一点可以看出欧阳修强烈的民本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