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冬河看着他启动车子,转过学校附近的路口开走了。
老余开去了中华路附近那间廉租房。叔叔其实就住在那间廉租房对面的屋子里。他有老婆孩子,但是很早出国定居没再回来。他有次还问老余,他现在到底算是有家室还是没有。
叔叔没事就在房子里扫地,拖地,好像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把八十几平木地板打理得纤尘不染。
老余踏到干净的木地板上,把随身带的塑料袋扔在餐桌上说:“徐冬河抽成的钱,我替他还掉了。”
叔叔拎起塑料袋点了点里面的钱,说:“不够。”
老余看着他。叔叔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2046D赌一场比赛,我可以赚多少钱?好多人来看他比赛的。”
老余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好像他过去站在相同的地方,和叔叔这样站着。只是当时他和徐冬河差不多年纪,没满十八岁。他在外面打零工,三顿饭有两顿都吃泡面,浑身上下好像散发着一股调料粉的味道。
他穿着一件洗到泛白的果绿色拉链卫衣外套,站在餐桌边。他的姐姐刚捅死了他们的爸爸妈妈,现在人在市中心的精神病院。老余那时紧张地捏着卫衣的袋口和叔叔说:“帮我一下。”
叔叔把餐桌上的钱推给他。
十七岁的时候是给他拿去维持生活用,三十五岁的时候是叫他拿回去不要多管闲事。
老余低头看着黑色的塑料袋子,抿了下有点干裂的嘴唇说:“他们两个小孩没有,但是我有证据能证明你在做什么勾当。”
叔叔拉开椅子坐到了餐桌边,笑起来。他说:“余诚,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帮我送货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在货品价格上动手脚。但是只要不太过分,我无所谓。你要养姐姐,我体恤你。你现在和我说什么?”
老余愣站着。叔叔说:“看人打架这种游戏过段时间大家就厌了。到时候,我也不会没事去抓那两个小朋友玩了啊。”
他拍拍老余,把那袋子钱又塞回了老余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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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河的手还没好全的时候,叔叔就又把他带到了2046D。想观赛的赌客太多。叔叔和他说,今天也不需要他赢,能上场就行。
李致知已经很习惯地坐在“人质”席上,喝着不知道谁递给他的一杯橙汁。徐冬河来得比较晚。他穿着二中的polo领夏季校服跨过几排座位,把手撑在李致知的大腿上说:“给我喝一口。”
李致知把吸管塞进了他的嘴里。趁没人注意他们,徐冬河偷偷在李致知的脸颊印了一口,然后转头走掉了。李致知低头看着果汁杯上装饰用的小纸伞,熟悉的恐惧感像浪头一样打过来。后来李致知开始惧怕每一个黄昏。黄昏意味着夜晚的来临。他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会把他带进这间酒吧。
有几次他躲在学校不肯出去。有人会打电话到他手机上说:“晚出来五分钟,比赛延长五分钟。”
他最后还是会乖乖出去。
那天叔叔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说:“我把闻家升接出来了。现在还在接受矫治和教育。他和你编了那五万块钱的事?小孩,我看在余诚…”
李致知紧紧抓着手里的果汁杯,眼睛盯着舞池说:“你不要和我说话。”
叔叔刚要再说什么,李致知捂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尖叫起来。徐冬河直接跳过舞池边的围绳冲了过来。他一把推开叔叔,把李致知拉了起来。
酒吧的警卫立刻也冲了过来。
那天的架就没在舞池里打,在外面打了起来。徐冬河右手还没好全,推挤的时候又被人撞了下。他拿伤掉的手拉着李致知从暗处的安全楼梯逃了上去。到小网吧外面,徐冬河已经痛得浑身发抖。他们拼命跑上一辆路过的出租车。
车厢里,音乐电台的DJ推荐大家收听最近刚上榜的新歌《好难得》。徐冬河还紧紧握着李致知的手。李致知转头看,才发现他的额头渗满汗。车窗外路灯闪着一种毛绒绒的光。司机师傅在前头问他们:“在网吧玩好,现在回家?”
李致知忍着眼泪,松开了徐冬河的手。徐冬河摇摇头,好像在说没事。
那天晚上,老余接到李致知的电话,说他和徐冬河又在医院里,两个人身上都没带钱。老余套了件短袖,拿车钥匙的时候,余姐站在房门口。
老余带着余姐赶到医院,就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低着头,穿着汗湿的校服,坐在深夜的急诊大厅。大厅寂寥得如同一个乘客疏落的机场。他们头顶的中央空调徐徐吹着冷风。电子叫号屏的红光一闪一闪,直到闪出徐冬河的名字。
他们两个同时抬头,疲惫地望向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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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老余去了派出所。他咬着烟在玄关换鞋子的时候,和余姐说:“余慧,把整个鸡蛋吃下去,你以为我瞎啊,蛋黄都被你抖掉了。”
余姐蛮不情愿地咬掉了半个蛋黄。老余临要关门,又回身叫:“余慧。。。”
余姐抬头看他。老余挥了下手说:“算了,吃你的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