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当晚没有月亮,阿珠说一定要在月亮底下诉说才有效果,叫我一定要等她,我连忙点头。
可之后,阿珠再没来过竹屋。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另一个过来的姑娘,才知道阿珠已经“进山”,现在不见踪影。
“进山”这个词在这边有很多含义,对阿珠这样的姑娘来说,就是去了毒贩子的老巢接活儿。虽然“进山”拿到的钱能多七八倍,但毒贩大多喜怒无常,暴力残忍,很少有姑娘愿意去,除非是不懂事或者被人欺骗。
我不知道阿珠为什么要“进山”,我想,她太不聪明了,要知道,以她的相貌,进去后大概是出不来了。
我没有追问下去,大概是想让自己心存一丝幻想,我希望有一天,阿珠会突然出现面前,笑着望向我。
此后,我再也没听过任何关于阿珠的消息。
时间过得很快,我开始适应金三角的一切,好的坏的。猜叔三教九流都认识,经常会作为各方势力的中间调解人,解决一些利益纠纷。
因为猜叔在这边吃得开,我也逐渐体会到金钱和权势带来的快乐。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变得易怒暴躁,会在输钱以后猛踹老虎机;会突然对行走在路上的缅甸人拳脚相加,就因为对方和我对视了一眼;甚至时常摸着口袋里的黑星手枪,想要听一听子弹打在人身上的声音。
树叶落在湖面会泛起涟漪,巨石跌进大海却不被人发觉。
金三角就是这样的罪恶海洋,我在这里见到的罪恶越多,心中为法律和道德留下的余地就越少。
我拒绝不了暴力,更难以抵抗情欲。仅仅间隔一年,我每天的娱乐活动就从逗弄女同学,在她们的校服背后写写画画,变成了出入红灯区。
我像所有在金三角做灰色生意的商人一样,脑袋里充斥着对金钱的渴望,还产生过主宰金三角的幼稚想法。
一切似乎唾手可得。
达邦前往栋达送货的途中,有一条陡峭的盘山公路,大部分的上坡超过30度。汽车行驶到公路的中间地段,有一块平地,设有卡哨,驻扎着日夜站岗的缅甸军人。
2009年5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走货。就在我开车经过卡哨的时候,发现面前竟然有路禁,竹子做的栅栏封锁在路中央,我只能被迫把车子停下来。
前方站着两个军人,胸前分别挂一把老式步枪,正在冲我招手,我知道这是示意我下车的意思。
我觉得奇怪,这条路已经走过这么多趟,以前都没出现过拦路的情况,怎么今天如此反常?
想归想,我还是按照吩咐下车,手里揣着100美金的通行费,脸上堆笑着走过去。
凑近才发现,这两人不是以前认识的哨兵,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眼神里带着审视,语气很不友好地用缅甸语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赶紧用蹩脚的缅语回答了他们:“我负责开车送货。”
可能是我的口音让他们警觉,两人立刻从站立变成身体微微弓起,大声问我运送的货物是什么。
我停顿几秒,正准备伸手从衣服里拿缅甸常用词语表,想找具体的单词来组织语言。他们误以为我的动作是要拔枪,立即把手上的步枪端起来,枪口直接对着我的脑袋。
一看这架势,我马上举起双手,站直身体,示意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其中一个眼角有长条刀疤的军人转头对另一个身材很胖的军人打了个眼色,胖军人就走过去检查我的车子。刀疤军人站在原地,带着很凶恶的语气问我是哪里人。
我只能回答:“中国人。”
刀疤军人接着用枪管点了点我的额头,直接问我是不是过来贩毒的。
枪管触碰皮肤的感觉冰凉,这阵凉意顺着血管让我全身都打了一个寒战。我哪里敢认,只能拼命摇头。
这时候,胖军人回来,低头对刀疤军人说车里面不是毒品,就是些食物。刀疤军人点点头,看了我几秒,对胖军人笑了一下,说我是中国人。
胖军人一听这话,愣了一下,也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里的步枪重新对准我的脑袋。
我一看这架势,膀胱胀痛起来,害怕自己遇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在金三角的数量不少,对外来国家的人十分仇视。金三角每年会消失近百名外国游客,大部分都是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残害。
“咔嚓。”
“咔嚓。”
我很清楚地听到两下刺耳的声音,步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在金三角,不管是毒贩还是军人,枪支一旦打开保险,说明内心已经产生开枪的想法。
我嘴巴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使劲摇头摆手,用英文一连说了十几个“NO”。紧接着,我灵机一动,大声用缅甸话叫喊出猜叔的名字。
一听到猜叔,刀疤军人和胖军人对视一眼,说要让我证明自己认识猜叔这件事。我连忙从口袋里面拿出手机,打给猜叔。
这手机是前几天猜叔给我配的,只能打缅甸国内电话,打不了国际长途。
电话响了七下才被接起,我没等得及猜叔开口,慌慌张张说这里有两个当兵的拿枪指着我。
猜叔一听,马上回道:“你把电话给他们。”
刀疤军人接过电话,稍微走远一点,和猜叔说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没听到他们对话的具体内容,但他回来之后,就叫胖军人把枪放下去,把电话还给我,说我可以离开这里。
我一听这话,整个人都软下来,长长出了口气,赶紧面向这两人倒退回车上。我不敢让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生怕在我背后开一发冷枪。万幸的是,他们根本就没看我,反而走过去撤下了路障。
我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把车发动,油门踩到最大。
回去之后,我第一时间去找猜叔,问猜叔是怎么回事。